新四军的壮大之谜：何以从从1万到25万？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英勇奋战于华中大地，共进行了2.46万次战斗，抵御了16万侵略者的日军以及23万伪军的进攻。新四军历经从小到大的蜕变，从起初的万人之众，壮大至抗战胜利时期的二十五万大军。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新四军是如何实现壮大的？

01 追击鬼子至任何地方

1937年秋季，基于国共两党历经多次协商所签署的协议，原先分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及游击队正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此部队简称为“新四军”。继而，在国共两党的协商之下，叶挺被任命为军长，项英则担任副军长一职并兼任政治委员，张云逸则被委以参谋长的重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于湖北汉口宣告成立。翌年1月6日，部队转驻江西南昌。22日，再迁至皖南。至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工作圆满完成。江北的部队分别集结于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现称红安县）的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抵达安徽省歙县的岩寺。全军初步编制为4个支队，下辖9个团。第一支队由陈毅担任司令员，傅秋涛担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由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总计兵力超过万人。

新四军一经组建，便依照党中央的决策，设立了中央东南分局以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同志被任命为分局的书记，同时兼任军分会的书记职务，而陈毅同志则担任军分会的副书记。

三年的南方游击生涯砥砺了战士们的意志品质。然而，当部队初下山之际，这些经验丰富的游击战高手却迎来了全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涵盖了多个方面：战场的转变，从密林深山步入广阔平原与交错的水网；环境的更迭，从革命老区转入敌后的战火纷飞；斗争任务的转移，从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抗转向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抗战。鉴于部队隶属关系的差异，游击队普遍秉持党的独立领导原则，而新四军则系国共合作之结晶，其编制上直接隶属于国民党。

当时，若遵照国民党划定的狭小区域进行行动，无异于“坐以待毙”。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均深知，需突破国民党的束缚，哪里有敌人的踪迹，便向哪里挺进！

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与行动方针下达了重要指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应迅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展开游击战……”。在此指示之前与之后，党中央对新四军亦发布了多次指导。这些指示共同明确了新四军的战略目标，即苏北与皖北地区。苏北与山东相邻，后方依托八路军第115师；皖北则与冀鲁豫地区相邻，与八路军第129师相互策应。通过这样的布局，新四军与八路军得以携手合作，从而将华北与华中的两大敌后战场紧密连接。

02 尝试水陆两栖部队

尽管新四军初建时装备简陋，然而在江北的诸多战役中，他们屡次展现出军威，成功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幻象。

新四军在抗击日军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此举令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深感恐慌与忌恨。1941年1月，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浪潮之际，他们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拘禁，项英则不幸遇难。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果断于1941年1月20日下达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指令（附注：陈毅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担任政治委员，张云逸出任副军长，赖传珠则担任参谋长）。新成立的军部对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及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共划分为7个师以及1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9万人。

华中地域以平原为主，不仅水系交错，海岸线亦绵延不绝，众多湖泊与沿海地带天然地构成了防御与攻守的屏障。随着战事的发展，新四军不能再局限于陆上作战，辽阔的水域亦应成为部队拓展的重要领域。这一需求迫切呼唤，新四军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水上战斗力量。

1942年伊始，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以吸纳的沿海海盗部队为基石，成功组建了苏中海防团，他们在黄海沿岸的战场上奋勇作战。这支英勇部队，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缔造的首支海上作战力量，最终演变发展成为东海舰队的鼻祖。

昔日，于苏北平原中段西侧，洪泽湖之滨，为根除祸患渔民之湖匪，亦称“九路军”，张爱萍（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虽未曾领兵水战，却从一本讲述苏联海战的小说中汲取灵感，学会了战船编队之法。他将一艘艘形态各异的渔船分别命名为主力舰、护卫舰及供给舰，从而对湖匪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四师师长彭雪枫精心打造了一支新四军骑兵团，这支队伍专为平原作战和对抗日军骑兵而设。骑兵团装备了500余匹战马，并集结了600余名战士，其规模在华中地区堪称庞大。彭雪枫亲自主导设计，并利用缴获的日本精钢锻造出“雪枫刀”，此刀轻盈、锋利无比。在日军中流传着一句说法：一旦人头落地，灵魂便无法回归故里，因此，“雪枫刀”令他们深感恐惧，闻之丧胆。

03 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我新四军进行污名化，诬称其为“叛军”，随即切断了我们的军饷供应。面对困境，新四军在积极抵御敌伪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并努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发展地方经济，确保物资供应不受影响。经济建设是新四军在对敌斗争中开辟的又一重要战场，其中，新四军第七师的成就尤为显著。

彼时，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安徽无为地域，成功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皖江地区，被誉为安徽的粮仓，无为更是皖江的咽喉要地，交通便捷，经济基础坚实。七师领导层作出决策，于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此举无疑是一项颇具前瞻性的大胆举措。

七师向贸易管理总局配备了逾两百人的警卫大队，该大队专职负责保障往来商旅的安全以及物资运输的顺畅。凭借经济发展，七师成功摆脱了“皖南事变”遗留的经济困境，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还慷慨地为其他兄弟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援。

赖传珠的日记中提及，在短短数年间，第七师向中央和军部累计捐助了约1487万元，其中一次对第五师的援助便高达3000万元。在华北八路军遭遇衣食短缺的严峻时刻，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次长途资金调拨，便足以让华北根据地的民众购置6200万斤面粉。以每人每年消耗300斤面粉来计算，这批面粉足以养活21万人整整一年。

当时新四军流行语：二师人众，四师马众，七师财众。

04 建立根据地政权

自1940年3月起，新四军便成功夺取了安徽定远县城的控制权。有人提议邀请一位国民党的优秀县长前来接任，而那时正受党中央委派赴华中地区工作的刘少奇回应道：“由我们来派遣。我们若有一县，便派遣一县长；若拥有数县，便派遣专员；至于省长，我们亦能胜任其选。”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建立的华中地区第一个县政权，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指示，首任县长魏文伯上任第一天做了两件事：首先，换上了精心定制的崭新服饰，其次，以县长的名义举办了一场盛宴，邀请了来自各乡的代表以及当地的士绅们共襄盛举。

1942年伊始，于中共中央华中局首次扩大的会议上，组织部部长曾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华中根据地的建设成果进行了详尽总结：至1941年底，华中根据地已设立12个行政公署与专员公署，50个县政府，298个区公所，以及超过2700个乡政府。这一区域汇聚了1500万人口和超过50万的民兵力量。曾山以生动的比喻阐释道：“芬兰全国人口仅300万，而我们拥有相当于五个芬兰的广袤土地，因此我们的力量无比雄厚。”

众多革命根据地广泛实施了乡级政府的民主选举制度。鉴于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有限，难以识字或书写选票，因此他们采取了简便的方法。他们将候选人的名字，例如正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口头传达，候选人们则坐立，背朝群众。每位候选人身后放置一只碗，村民们便将豆子投入相应候选人的碗中：红豆子代表县长，绿豆子代表副县长，豌豆则代表委员。最终，根据各碗中豆子的数量来确定得票多少，从而决定当选者。这种质朴而单纯的选举形式，后来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收录进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