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汪东兴、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
林彪检视海军舰艇
王洪文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迎接外宾。
林彪的诗与词
1942年5月25日，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周边地区，指挥部队为保护后方机关进行突围转移的过程中，不幸英勇捐躯，时年仅37岁。
刚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林彪（曾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在听闻左权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于当晚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长达百余行的悼念之作，题为《悼左权同志》。他以“凌霄”为笔名，将这首长诗发表于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林彪曾当面向左权夫人刘志兰朗读。
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
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
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
指挥有方，
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道多少次地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在古田会议落幕后的1930年元旦之际，担任红4军前委委员及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书信。信中，林彪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对于构建稳固的农村根据地显得信心不足。毛泽东在收到林彪的信件后，回复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件，旨在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思想教育。
此信于1952年7月1日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同出版发行，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尽管应林彪之请，信中未提及其为回复林彪所写，但林彪却始终认为这封回信及其背后的历史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1969年9月，林彪已晋升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他愈发感到有必要澄清自己早年那段历史。
于是，在重返井冈山之际，他命秘书代笔创作了两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作，并将之呈递给了毛泽东主席审阅。
其一为：
茂密的三湾古树，苍茫的五哨云雾缭绕。回望井冈山昔日的激战，唤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
红日映照宇宙，战旗翻涌如波涛汹涌的海洋。亿万工农士气高昂，誓将顽敌彻底埋葬。
其二为：
四十年前，故地重游，心中涌现万千往事。英勇烈士开疆拓土，历经生死考验，其艰难困苦，非同小可。
胸怀壮志，坚信马列主义的力量，岂容星火燎原之势有所怀疑？胜利的辉煌绽放笑颜，斗志更应坚定不移，不容有丝毫松懈。
其六，初稿中代笔秘书所书为“何疑星火燎原”，然林彪阅后不满，遂将其修改为“岂疑星火燎原”。虽仅一字之别，却更显信念之坚定，实乃欲盖弥彰之妙！
林彪在苏联受斯大林重视属传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诸多红卫兵小报纷纷刊载了有关林彪在苏联期间的各种传闻，其中绝大部分均缺乏根据，无法查证。这些报道大多充斥着对“副统帅”英雄事迹的夸大其词。
譬如，斯大林曾向林彪询问对法国马其诺防线的看法。彼时，苏联的大多数元帅与将军均深信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然而林彪却持不同意见，他言道：“物固无情，人有能动。当其有用，便如钢铁长城，无所不能；若其无用，不过是一堆废物，价值几何，不言而喻。”
唯有正面进攻马其诺防线，其防御效能方能显现；倘若德军绕过该防线，采取大规模的侧翼迂回战术，马其诺防线将变得毫无作用。在我党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我红军屡屡运用此等策略。
当时，斯大林及苏军领导层普遍认为这一构想颇为荒诞，不符常理。然而，数月之后，随着德军坦克突击部队巧妙地绕过马其诺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法国腹地，斯大林及其将领们方才恍然大悟，对林彪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表示由衷的认同。
又如所述，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初启之际，斯大林召集了一场军事会议，旨在征询各位将领的战略见解。林彪亦受邀与会。在会议中，林彪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斯大林边听边点头称好。待林彪发言完毕，斯大林喜悦地称赞道：“此次战役，你指挥得当。”林彪谦逊回应：“我能力有限，担任参谋一职或许更为适宜。”
斯大林坚决要求林彪执掌指挥权，林彪婉拒道：“我虽能领兵，然身为华夏子民，实则无权执掌军政。”斯大林随即下令，将全部军权拱手相授于林彪。林彪运筹帷幄，指挥各路大军，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一举歼灭德军数百团。紧接着，他又挥师东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直至将德军驱逐出苏联领土，胜利凯旋而归至莫斯科。
这当然是天方夜谭。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史事、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
这些传说的兴起正值“副统帅”声名显赫之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谁还敢如此随意编造呢？
林彪出事前的端倪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毛泽东与林彪的最后一次晤面发生在1971年6月3日。彼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率领代表团访问我国。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与他们进行了友好会谈。
在会晤之际，身着便服的林彪显得神情木然，缄口不言。自那庐山会议以来，对于所受批判的失误，他始终坚决拒绝进行自我检讨，已历时数月。
在讨论我国教育议题时，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发表见解：“有些人表面上看似顺从，实则心中满是不满。这需要时间来化解。耐心等待，逐步推进。”他的视线扫过林彪，却见林彪似乎并未留意，依旧沉默以对。
毛泽东声音提高，语气中透露着坚定：“赫鲁晓夫被誉为‘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提议，邀请他来北京大学进行讲学，分享他对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见解。然而，柯西金却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
在场的各位，除了外宾，无不深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推进马列主义的发展，实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独特理念，亦是其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重要资本。毛泽东将此观点与赫鲁晓夫相提并论，不仅林彪本人，在场众人亦能洞察此事的严重性。
未待接见落幕，林彪便匆匆步出118号房间，独自坐在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
在118号房间内，毛泽东神情自若，谈笑风生，直至会晤落下帷幕。随着毛泽东与罗马尼亚贵宾一同步出118号房间，林彪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外的大厅中静坐。他心中所思，无人能解。不久之后，林彪前往了北戴河，而毛泽东则踏上了他那神秘莫测的南巡之旅。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机毁人亡，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查抄林彪住处时，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信
林彪逃离后，周恩来即刻从人民大会堂驰赴中南海，与毛泽东商讨后，迅速作出全国范围禁飞、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要求全体外交官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决策。随后，周恩来启动了当时常用的应急措施，即派遣自己的特使，亲自代表党中央奔赴事发地点……
李德生对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进行了彻底的清查，成功截获了林彪集团意图加害毛泽东的罪证，即那份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文件，其中详细记载了他们的武装起义计划。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以及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共同参与了针对林彪集团另一要员周宇驰劫持直升机事件的围捕行动。在迫降现场，他们发现了林彪政变时发布的“依照林立果、宇驰的命令行事”的手令，并且还缴获了大量文件、图表以及美元现金等关键证物。
在周恩来同志派遣的应急特使行列中，亦有一支由中央办公厅领导赖奎、中央警卫局领导武建华以及中办秘书王歆等精英构成的团队。该队伍受中办主任汪东兴与副主任王良恩的亲自指挥，肩负着对林彪同志住所及办公室周边人员的彻底清查之重任。
据当年参与此事且至今仍健在的中办老同志所述：林彪事件爆发之后，党中央迅速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该小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同志组成，成员总数约十余人。
在专案组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该办公室汇集了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家公安部以及北京市等相关领导和关键人员，共同承担起日常工作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日常工作的执行仅由五名工作人员负责。
不久林彪逃离之际，其在北京与北戴河的住所随即遭到查封。在这两处住所中，仅是涉及林彪案件的文字、录音及影像资料便已堆积如山，数量高达数万件。这些资料包括众多文电、讲话纪要、书信及卡片等。
其中，几封日后掀起了轩然大波的信件便赫然在列。
一位曾参与此批信件核查的当事人回忆道：这些信件均存于林彪办公室的档案卷宗之中。我们于核查过程中发现，对此情形心中颇感忐忑，遂将信件一并交付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同志，由他负责向上级汇报。
这些信件概要地反映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高级将领，向毛泽东主席及林彪元帅所撰写的信函内容。信中建议，对于在庐山会议上犯有过错的同志，不宜继续留任中央要职，而应被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
尽管只是一句简短的话语，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首先，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明确标注为致毛泽东和林彪，林彪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因此这属于常规的信件往来；其次，这并非工作人员处理疏漏所致，因为信件在传阅过程中被转至林彪处后便再无后续上送，这一情况清晰可见；再者，周恩来将信件退回给王良恩，此后并未再有追查之意，此事得以了结，这表明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件不再追究。
此事至此尘埃落定！王良恩当时亦抱此心态，遂将信件退回至林彪案件办公室，予以归档。
原本，这一幕似乎应该画上句点，然而，鉴于“文革”并未画上句号，此事的复杂性仍在持续发酵，后续的复杂局面尚待揭晓……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被紧急召至京城，面对他们的是如同三座沉重山岳般的“三个问题”。
1972年岁末，党中央发布了一项重要通知，指示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以及相关领导，分阶段陆续前往北京。
首都北京，处处可见“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口号标语。老将们抵达指定宾馆后，便立刻有中央代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前来与他们进行交谈。这些交谈内容，主要依据中央既定的方针，聚焦于“三个问题”的探讨。
首先，信中所提“犯错误者”究竟是指何人？自庐山会议之后，张春桥已跻身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左派”，若是指他，那便等同于对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攻击，有悖于党中央的团结。
其次，为何这封信会落入林彪之手？若是有意将信交给林彪，并支持他在庐山发动的挑战，那么这无疑是在搭乘贼船，至少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次，为何三位军区司令员所发信件内容几乎一致？若许、韩、杨三人相互“串联”，这便构成了非法组织行为，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规定……
“往事不必再提，从《国际歌》响起之时起，便是新篇章的开始。”
许世友心中不悦，既未撰写检讨，又拒不起身，这令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十分焦急。他期望这些老将能保持高姿态，承受些许委屈，以助顺利度过难关。于是，周恩来特地邀请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前往南京，亲自对许世友进行劝说。
李，许世友的资深部下，自战争年代便并肩作战。在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李担任十二军军长，多次在毛泽东面前为其美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并被选中成为“接班人”之一，随后被调往中央。鉴于此，周恩来认为李德生是向许世友传达工作的最佳人选。
李德生深知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尖锐，不可调和。然而，这一切均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进行的，因此，他深知此事终须有个了断。于是，他心生一计，决定让韩先楚一同参与。此举表面上是让他们共同回顾往事，实则旨在促使两人共同商议对策，以便这两位资深将领能够妥善处理此事。
许世友在私邸款待了李德生与韩先楚。李德生深知若直言进谏，恐触怒许世友，因此此番造访，他旨在协助两位资深将领剖析局势，并传达林彪事件后续的中央动态。这些话语使得许世友陷入了深长的沉思……
数日之后，许世友握起那部红色电话机，急切地召回了正在地方部队担任职务的秘书李文卿，命其火速赶至中山陵八号。李文卿抵达后，许世友即刻提高音量，大声吩咐道：
“请为我撰写一份回忆录，首先提及毛主席派遣李、韩二位同志来南京，对我进行了深刻的帮助与教育；其次，阐述我此前未曾与林秃子共事，对他并不熟悉。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来，我们之间仅保持着一般的工作联系。至于庐山事件中的那封信，我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进行撰写。”
许世友深思熟虑后，果断行事，下午便与韩先楚一同回顾了庐山会议上写信的经过。
最后，韩先楚言辞坚定地表示：“充其量是被骗上当，我绝不轻易上纲上线！”
“没错，无非是上当受骗而已，切勿过分解读。”许世友表示赞同，接着嘱托道：“只需撰写两千至三千字即可。”
1973年5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韩先楚时曾言：
“旅途中滋生情感，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感情仍旧深厚。往事不必再提，以《国际歌》的旋律为分界。”毛泽东与老将们及工作人员一同吟唱《国际歌》的场景，发生在1971年南巡途中，旨在解决林彪问题之际。然而，那已是过往的岁月……
1976年，一切终得圆满解决，“四人帮”因犯下诸多罪行，被擒获并监禁于牢狱之中。与此同时，许世友续任政治局委员一职，韩先楚荣升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杨得志则最终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要职。
南京顶山周边打井电话